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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/ 刘晓曙
当前，全球经济的“K型”分化特征正日益凸显：AI浪潮催生科技繁荣的同时，传统行业与普通劳动者却承受着增长落差的挤压。这一鲜明对比使得“K型经济”的讨论迅速升温。
K型分化的经济格局，并非短期市场波动导致，其深层根源在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下的新旧技术范式迭代；但又不仅仅源于此，还源于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，数字技术的非普惠性。
一、经济K型分化溯源——康波周期中的技术范式更迭
1925年，康德拉季耶夫首次提出经济长波周期理论，其核心驱动力为颠覆性技术革命。每一轮康波上行周期都对应着一次关键性的技术—经济范式变革：适配新技术范式、拥抱技术变革的新兴经济部门，依托技术红利持续提升生产效率，长期投资回报率稳步上行，资本蜂拥而入，迎来爆发式增长；而固守传统技术与生产模式、无法完成转型升级的传统产业部门，受效率滞后、产能过剩、需求迭代等因素制约，投资回报率持续下行，增长空间不断被挤压。换言之，康波周期本质上是经济体系新陈代谢、结构变迁的过程，旧的经济结构被淘汰，逐渐从中心走向边缘，新的结构被创造、形成。换句话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，新旧动能的切换天然孕育着分化的种子。
作者曾选择长期投资回报率作为断代指标，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深入分析，绘制出了基于长期投资回报率的康波周期图谱，判定当前全球正处于第六轮康波上行阶段（详见《康波周期断代：从康德拉季耶夫到刘十三》）：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字技术革命正加速推动经济结构的新旧更迭，这也是现阶段经济K型分化的核心底层逻辑。
二、数字经济的“非普惠”特征——K型分化难以弥合
（一）数字经济：连接“现实世界”与“数字世界”
康波周期的本质是技术范式迭代驱动的经济新陈代谢，是“旧经济世界”走向“新经济世界”的转型过程。当前，一系列颠覆性数字技术正推动经济形态向数字经济跃迁，人类面临的是一场数字革命。
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，其有别于工业经济的核心特征是：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（简称为数据）成为新型生产要素。凭借数据的非竞争性与零边际成本特性，彻底重塑了人类的生产函数，释放出远超传统要素的增长潜力。
在这一进程中，人类社会呈现出“现实世界”与“数字世界”共生的多维结构。连接这两个世界的纽带主要由三种方式构成：数字化将人类活动与知识转化为数字信息，完成从物理向虚拟（Cyber）的映射，早期表现为数据库与信息化，慢慢发展为大数据等；网络化通过海量“新连接”打破地理界限，使人、物、信息在数字空间中高度聚集，早期通过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将人与人连接，人们除在城市与乡村聚集外，也在数字空间（也叫线上空间）中聚集，人类社会的聚集规模达到新的高度，伴随技术进步，通过互联网、物联网等“连接”工具，使得人与人、人与物、物与物之间可以轻易获得联系，海量互联互通的“连接”建立起来，衍生出了新的巨大需求，也加速推动人类进入一个新型的面向数字空间+物理空间多维结构的新经济形态；智能化则以人工智能为核心，赋予物理世界感知与决策能力，实现数字空间对现实世界的精准反哺与赋能。
人工智能AI的爆发是“连接”演化的结果。众所周知，大模型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庞大的参数规模。从技术本质看，大模型的“参数规模”可以类比为人类大脑皮层的神经元连接数。这种海量的“连接”不仅是信息的存储载体，更是逻辑涌现的基础。当连接数突破千亿级阈值时，AI便展现出从量变到质变的推理能力，这种“涌现”现象正是连接演化的必然结果。Anthropic联合创始人Jack Clark日前证实，Claude已经在写自己的代码了。这虽不是奇点本身，但是通往奇点的关键阶梯，奇点或已临近。总之，“三化”融合不仅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，更引发了新旧动能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重塑。
数字经济的非普惠性：“替代型”数字技术
在此前的康波周期中，技术范式迭代呈现出鲜明的普惠特征。过往的技术范式迭代，除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早期，本质上都是“效率改进型”技术进步，其核心是替代体力、延伸人力，而非彻底取代人力。每一次技术跃迁固然伴随着阵痛，但新技术在消灭旧岗位的同时，总能创造出数量更多、质量更高的新岗位。技术红利通过产业升级广泛扩散，虽然淘汰了部分手工业、让农业萎缩，却创造了庞大的制造业就业体系，催生了工人、工程师等大量新岗位，促进工人工资提升、中产阶级壮大，形成了普惠增长的格局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工业革命的普惠效应并非自动发生，而是在技术扩散、产业扩张和制度调整共同作用下逐步实现。
然而，本轮技术-经济范式是由“替代型”数字技术驱动的，具有典型的“非普惠”属性，与第一次工业革命早期很相似。这一点也不令人惊讶。从工业经济进入到数字经济所发生的数字革命，恰如当年从农业经济进入到工业经济所发生的工业革命，同样出现了替代性技术。
客观而言，数字技术也创造了新的就业渠道与发展机会：数字电商、直播业态、AI内容运营、数字化运维、乡村数字服务等新兴岗位持续扩容；各类开源大模型、免费AI工具降低创作、设计、编程的入行门槛，不少个体从业者、小微企业依靠数字化工具降低经营成本、拓宽客源；数字政务、线上普惠服务也降低了大众获取公共服务的门槛。但数字技术革命之所以难以实现普惠，在于数字技术自身独特的价值分配逻辑。
一是数字技术范式的颠覆性。与前几次康波周期不同，本轮技术革命从“替代体力、延伸人力”跃迁为“替代人力”，特别是它可承接大量标准化脑力任务，对多类型岗位劳动者形成直接替代压力。因此，它和第一次工业革命早期出现大规模手工劳动者替代一样，出现了大规模脑力劳动者替代。它无法像过往的其它几次工业革命，通过依靠产业扩张、吸纳就业来释放普惠效应。即便诞生少量数字新业态，生产力提升也难以形成大规模、全覆盖的就业扩容。具体来看，程序员面临AI代码生成的冲击，无人驾驶颠覆司机群体，AI客服取代人工坐席，甚至律师、会计等知识型岗位也面临替代风险。就业市场已然印证了这一趋势，云计算巨头甲骨文在2026财年10-K年报透露：全年裁员约2.1万人，员工总数从16.2万降至14.1万，降幅达13%。公司在年报中明确承认：“AI技术部署已经并可能继续导致员工减少”。
二是数字技术的垄断易发性。数字技术极易形成技术、数据、创新的垄断，导致价值高度集中于少数头部企业，无法通过市场竞争自然扩散。以美国为例，美国标普500指数总回报的绝大部分由“七巨头”贡献，其他493家公司的增长相对缓慢。
此外，在数字经济中，极易出现超级资本家。在过去的经济形态中，无论农业经济还是工业经济，每类生产要素都有清晰的所有者及相应的所有者权益，比如土地所有者获得地租，资本与技术所有者获得资本回报，但是在数字经济中，关键的生产要素—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，也即数据归谁所有？它产生的收益又归谁所有？一个人在某app上的点赞记录、逗留页面、搜索关键词、购物偏好、点击跳转、交易等这些数据归谁？如何确权？他如何参与收益分配？科技巨头比如Meta等就曾长期无偿占用用户数据产生收益，成为了超级资本家，它们不仅获得了资本与技术的回报，还占有了不属于它们的数据这项生产要素的资产收益。（注： Meta总营收主要来自广告，广告溢价完全依靠海量精细用户数据支撑，这些数据包括用户每一次点赞、发帖、浏览、停留、定位、好友关系、点击习惯等；没有用户数据，精准投放不存在，广告单价会暴跌。）
数字革命下的K型分化：一个社会，两个世界
与前几轮技术革命不同，本轮数字技术因其非普惠属性，并未带来全面繁荣，而是以结构性重塑为核心特征。数字经济并非简单替代传统经济，而是与之并存，形成了“一个社会，两个世界”的经济结构分化格局：
旧经济世界：传统产业、旧技术范式面临产能过剩、效率低下、投资回报率持续走低的挑战。传统产业未来竞争力取决于能否完成数字化改造
新经济世界：数字经济、AI、高端制造等领域，凭借数据要素和技术创新，实现了高效率、高回报的增长。
从产业层面来看，当前数字技术红利高度集中AI、半导体、高端制造等少数新兴领域，而传统制造业、房地产链条以及居民消费等众多传统行业仍在持续承压。
从国内来看，在K型经济上行一侧，数字经济领域需求正迅猛扩张，国内生成式AI用户数从2024年末的2.49亿增至2025年年中的5.15亿，规模翻倍；日均Token消耗量从千亿级别攀升至2026年一季度的140万亿，增幅高达1400倍。反观位于K型下沿的传统经济领域，市场需求持续疲软，2023年以来，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、房地产投资增速整体呈下行趋势。
资本市场的表现同样印证了这种分化，A股上市公司中，“新经济世界”相关产业（以集成电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）呈现指数级快速扩张，而传统“旧世界”相关产业（房地产、消费）则长期低迷。数字经济的红利并未涓滴到传统领域，反而在持续的资源虹吸与资本极化中加速拉大两者之间的鸿沟。
此外，数字技术对传统产业赋能的局限，叠加资本向高回报赛道的持续集中，共同构成了K型格局自我强化的闭环。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对传统制造业、建筑业等体量庞大的传统产业生产效率改善幅度有限，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速度远不及AI、半导体等新兴赛道，新旧产业间生产效率与盈利水平的差距持续拉大，K型分化格局不断强化。与此同时，数字赛道凭借更高的资本回报率，将持续吸纳信贷、股权、产业政策等各类资源，不断加码算力建设与技术研发，巩固自身发展优势；而传统产业投资回报长期偏弱，资本持续向外流出，景气度持续低迷。两者形成正反馈循环——上升一侧自我强化，下行一侧加速出清，最终走向K型格局。
从民生就业层面，普通劳动者难以共享增长红利。红利高度集中于掌握核心算法、资本与算力的少数精英群体——科技企业创始人、核心研发人才、风险投资者等，而绝大多数劳动者仍处于传统行业，能够从中分享的收益极为有限。以美国股市为例，“七巨头”市值占全市场总市值超过35%，但其吸纳的就业人数仅占全美上市公司就业总量的约4%，说明能够分享科技红利的群体仍较为有限。
更为严峻的是，数字技术在持续替代人工的同时，尚未创造出足够的新岗位来吸纳被挤出的人群，传统岗位流失、薪酬增长停滞已成为普遍现象。数字赛道高收入群体可持续投入资金提升数字技能、配置科技股权资产，持续放大财富收益；普通劳动者收入增长停滞，无力承担数字化培训成本，难以跨越技能门槛进入高增长赛道，群体间收入、财富差距持续加大。以美国为例，其前10%高收入家庭的净资产占比自2023年以来持续走高，表明财富正向顶层加速聚集。
综上所述，非普惠属性下，经济的K型分化或将长期化。在既往的康波周期中，技术革新产生的红利具有普惠属性，新旧经济交替阶段虽会短暂出现发展落差，但该差异会伴随技术外溢与普及逐步消解，绝大多数行业、人群最终可以享受技术变革带来的技术红利。但本轮以数字技术革命为核心驱动力的数字经济，表现为非普惠的“结构性分化”，将长期出现“两个世界并存”的K型分化格局。在数字经济时代，普通人如果不能掌握AI工具、数据资源和数字技能，就会像工业时代的农民一样，在新的生产体系中处于弱势位置。数字技术或可通过开源、云服务和应用生态等扩散，但这种扩散速度和收益分配方式，将决定未来分化是否收敛。
三、为什么是现在？K型分化将走向何处？
次贷危机以来，云计算起步、大数据积累、AI算法迭代，数字技术开始从实验室走向产业……然而，经济层面的K型分化，直到近几年才真正显现并成为公共议题。理解这一分化何以在此刻集中爆发，对于研判其未来演进方向至关重要。
在2010—2019年期间，数字革命处于“量变积累、温和渗透”阶段，这一时期的数字技术，以效率提升、流程优化为主，而非“彻底替代”：电商是线下零售的补充，线上教育是线下课堂的延伸；在此阶段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“协同增长”，金融、地产、制造业仍是主力，科技板块体量有限，影响力尚不足以撕裂增长结构。“新旧世界”的对立尚未成形，K型分化并不显著，大众仍沉浸在“技术普惠”的幻象之中。
2020年新冠疫情，它没有创造数字技术，却以极端方式压缩了数字化进程，强行打破传统经济惯性，让数字技术从“可选”变为“必需”、从“边缘”走向“中心”，数字技术应用场景爆发、资本集中加剧，K型分化开始加速、显性化。特别是近年来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模型全面落地、算力竞赛白热化，AI从“辅助工具”升级为“生产力主体”，“一个社会，两个世界”的格局也开始显现。
马斯克曾说过：“如果我们说的这些（AI、机器人、能源革命）成真，退休储蓄将变得无关紧要。你想要什么就能有什么。”在理想的世界里，人工智能、机器人和能源技术的飞速进步将创造出一个物质“极大丰富”的世界，物质稀缺性将被消除，人类将进入“按需分配”的富足时代。但现实是，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力跃迁，特别是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增长红利，并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全民福利——数字领域虽催生部分新兴岗位，但生产力提升不再和大规模普惠式就业增长深度绑定，财富的创造不再自动惠及劳动者，两个世界的分化仍在持续并加剧。
总之，本轮K型分化并非短期波动，而是数字技术康波周期深层力量的外显。未来随着数字技术持续发展，新旧世界的K型分化仍将持续，社会结构、财富分配与政策选择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重构。未来，分化能否收敛，取决于技术红利能否被制度性地引导至更广泛的群体——而这，已远非市场自身所能回答。
(本文作者介绍：清华理学博士、厦大经济学博士、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，青岛银行首席经济学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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